《局事帖》是北宋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傳世墨跡。《局事帖》記載最早見于清初卞永譽編《式古堂書畫匯考》，題為《局事多暇帖》。1996年，《局事帖》現(xiàn)身美國紐約佳士得，2016年再次現(xiàn)身國內拍賣場。
對于《局事帖》學界多有考論，知名宋史學者虞云國近日結合文獻對相關問題進行考證論述，原載《書法》雜志2024年第5期，澎湃藝術經(jīng)作者授權轉載。
二〇一六年曾鞏《局事帖》再次亮相公眾場合，引起書學史界的關注。前賢時彥對該帖多有考論，筆者不賢識小，僅對幾個相關問題，結合文獻試說淺見。
曾鞏《局事帖》縱29厘米、橫39.5厘米，是寫給友人的一封書信，全文124字
一、南豐曾氏之善書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曾鞏之祖曾致堯中進士，南豐曾氏自此成為當?shù)乜婆e家族。其父曾易占在宋仁宗天圣二年（一〇二四）及第，曾鞏與弟曾布更在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同榜奏捷。其后十年間，曾鞏弟曾宰、曾肇與侄曾覺也魚貫而進，金榜題名。這一勢頭到南宋仍綿延不絕。以至元代撫州學者吳澄贊嘆：“吾鄉(xiāng)文物之盛，莫逾曾氏一門者。”
以文官為中堅的宋代社會，士大夫的書法水準普遍較高。南豐曾氏作為文化世家，翰墨不僅是角逐科場的必備修養(yǎng)，更成為世代相承的文人傳統(tǒng)。作為同輩，曾鞏與曾布、曾肇、曾宰的書翰都馳名當世，他們的墨跡從南宋中期起就頗受推重。朱熹跋曾鞏手跡說：“今乃得于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嘆息。文昭公（曾肇）字，頃嘗于長樂僧舍見之。至于湘潭（曾宰）、文肅（曾布）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曾濰是曾宰之裔孫，裒集的曾氏墨寶上有不少士人命筆品題。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詩人趙汝談題云：“頃年嘗見曲阜（即曾肇）手澤于番陽彭尚書家，后又兩見文肅真帖，然忘其處所矣。若南豐（即曾鞏）與湘潭翰墨，則未之見也。來撫訪跡故家，于是識湘潭之孫濰，而因得盡窺其先世四君子典刑，雖紙敝墨渝，生意曄然故在。”次年，同里董居誼也題識道：“予平生閱前輩翰墨不少，獨南豐、湘潭、文肅、文昭手澤，雖在鄉(xiāng)里，乃未之見。道夫曾兄一日出此軸以相示，見其書猶見其人焉。”四曾書法，各擅其勝。寶慶三年（一二二七）陳黃裳對此有評論道：“文定公（即曾鞏）書如謝家子弟，雖時偃蹇不端正，自爽塏有一種風氣。文肅公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文昭公書如玉環(huán)擁腫，自是太平人物。湘潭公書如吳興小兒，形雖未成，而骨體甚雋。一日見此眾妙，何其幸與。”
《晩笑堂竹荘畫傳》曾鞏像
四曾以后，曾氏書道不絕。曾布之子曾紆，字公袞，晚號空青，也以擅書馳名，惠洪稱其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工，其神娓娓，意盡則止。”元代袁桷指出：“曾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閫庭淵懿，有自來矣。”艇齋，乃曾宰之曾孫季貍之號，朱熹《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說：“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元代吳澄也說：“南豐兄弟之后，有艇齋、景建焉。艇齋之聞孫廣賢，袖示先世遺墨，讀竟為之暢然。”景建，即曾撰《金陵百詠》的曾宰裔孫曾極，看來他也有書名。
要之，南宋有人論南豐曾氏書法，“家學之淵源，端有自來矣”，誠非虛言。
二、曾鞏書跡之珍貴
但“四曾”之中，曾鞏墨跡尤見珍貴，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書以人傳。一方面，曾鞏是北宋文壇重要人物，與歐陽修、“三蘇”、王安石并稱古文大家，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另一方面，曾鞏言行“必止乎仁義，誠一代之儒宗”，與王安石盡管友善，卻因政見不一而漸行漸遠，這種品行素為后人敬慕。相比之下，曾肇、曾宰雖有文名德行，卻明顯不逮曾鞏；至于曾布，因追隨王安石變法，于南宋始終招致物議。于是，正如南宋李壁所說，曾鞏盡管“何暇役心字畫間”，不以書家揚名立世，卻憑借那些非書法因素為其書跡增添了許多附加值。
曾鞏《局事帖》
周必大跋曾鞏帖時揭出前一層意思：“南豐先生早從歐陽文忠（歐陽修）、余襄公（余靖）游，素為王文公（王安石）所敬，而與蘇文忠公（蘇軾）友，其門弟子則陳無已（陳師道）也。今觀遺墨，恨不執(zhí)鞭。”約略同時的朱熹也說自己“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
李壁既肯定朱熹“因睹親筆，而極論先生之文”的前一層因素，同時闡發(fā)了朱熹珍視曾鞏手跡所包涵的后一層用意：“味南豐先生《右軍墨池記》，方勉學者進于道德，何暇役心字畫間者？……染翰工拙，宜公（指朱熹）所略，而獨有感于斯文。視先生（指曾鞏）記墨池之意，亦何以異哉？”
當然，傳世罕覯也讓曾鞏翰墨身價倍增。據(jù)朱熹自稱：“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愿。”直到紹熙五年（一一九四），才在曾濰處首次“見其親筆，不勝嘆息”。以朱熹這樣的學界領袖，竟也歷時“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足證曾鞏書跡早在南宋中葉就已“手澤散逸”，唯其后代才能“摭其所有，寶藏惟謹”。及至宋元易代，其珍稀度更與世推移，視同拱璧。據(jù)劉辰翁說，與王安石墨跡一樣，曾鞏手帖“以淡墨片紙荒率行草，而人往往從其后收之。易世之后，敬之如此，此如欹破帽，煨半芋，振衣迎客，客主無語而意自消”。
曾鞏書跡曾見諸宋代叢帖著錄。據(jù)《六藝之一錄》記載，嘉定間刻石的《群玉堂法帖》卷九收有他的墨跡，嘉熙、淳祐間摹勒的《鳳墅帖》卷六也收有曾南豐帖。但《群玉堂法帖》與《鳳墅帖》現(xiàn)僅存殘本，曾鞏法帖已不復得見。其手書翰墨仍見傳世者似唯有《式古堂書畫匯考》與《六藝之一錄》著錄的《局事多暇帖》（即《局事帖》），但其時已入清初，其元明傳承未見文獻記載。今本《局事帖》上藏家印鑒朱紅粲然，筆者于藏品遞傳與文物真?zhèn)危蚍菍I(yè)而不宜置喙，僅從文獻角度對現(xiàn)存墨跡略作管窺。
三、曾鞏書風之別見
上文提及朱熹對曾鞏墨跡有過題跋，雖不能確定其賞鑒的究竟哪份墨跡，但現(xiàn)存《局事帖》確也當?shù)闷鹚脑u價：“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為文也。”
尹光華認為，曾鞏“簡嚴靜重”的書風受其師歐陽修的影響，其說與曹寶麟不謀而合，自足以備為一說。筆者卻想從另一視角指出，曾鞏與沈遼書風之間的關系。
沈遼盡管年齡比曾鞏小，其書家聲光卻名噪一時。元明之際，陶宗儀論沈遼時指出：“以善書稱，王安石、曾鞏師其筆法。王得其清勁，曾得其真楷。”但追溯史源，此說實倡自南宋王明清：“（沈遼）尤工翰墨，王荊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荊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真楷。”其后，岳珂沿襲其說：“沈公遼，字叡達，書簡帖七幅，真跡一卷，公以善書稱，王文公、曾文肅公師其筆法，王得其清，曾傳其楷。”但王明清與岳珂都說是“曾文肅”，即曾布，而陶宗儀卻明言曾鞏。其中之所以出入有兩種可能，一是陶宗儀有意更改王明清與岳珂之說，認為曾鞏真楷更得沈遼筆法；二是陶宗儀搞混了二曾，以致著錄出錯。但《書史會要》沒有出現(xiàn)曾布，也就是說，未將其列為書家，而陶宗儀又親睹過曾鞏翰墨，明言“其跡雜見《群玉堂法帖》中”。那么有理由推斷，即便著錄差錯，也反映出陶宗儀在無意識層面里確認曾鞏與沈遼在書風上也有趨同性，而且并不遜色于曾布與沈遼的共性。總之，不管陶宗儀出于何種情況，沈遼書法對曾鞏的影響是不應忽視的。
米芾曾對當世名家書風向宋徽宗作過一字評：“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臣書刷字。”米芾此評，既凸出了沈遼在書界的地位，也點明了沈遼書風的特色。所謂“排字”，應指中宮收緊，大小趨同，類似宋版字常用的歐體。倘將曾鞏與沈遼的傳世尺牘作一并列比觀（曾鞏《局事帖》與沈遼《與穎叔帖》），無論在“排字”上，還是在結體上，曾鞏與沈遼的書風同出一轍是一目了然的，而“排字”的特色更趨鮮明。
四、無黨鄉(xiāng)賢之旁證
據(jù)《式古堂書畫匯考》卷十二著錄，曾鞏《局事帖》“行楷書，印書紙背”，全文共一百四十六字。今據(jù)存本行款，過錄標點如下：
局事多暇，
動履禔福。去遠
誨論之益，忽忽三載之久。跧處窮徼，日迷
汩于吏職之冗，固豈有樂意耶？去受代
之期雖幸密邇，而替人寂然未聞，亦旦
夕望望。果能遂逃曠弛，實自
賢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
府下，因以致謝
左右，庶竟萬一，余冀
順序珍重。前即
召擢。偶便專此
上問，不宣。鞏再拜
運勾奉議無黨鄉(xiāng)賢。
二十七日。謹啟。
尹光華《初考》多有勝義。但帖文過簡，語焉不詳，若干問題仍值得“疑義相與析”；當然，限于史料，筆者淺見也僅是管窺而已。
《局事帖》說及致書對象，僅有寥寥八字：“運勾奉議無黨鄉(xiāng)賢。”“運勾”即“轉運司勾當公事”的簡稱，則是該人差遣實職，乃轉運司屬官。“奉議”即元豐改制新頒寄祿官“奉議郎”的簡稱，系受文者的階官。“無黨”應是受帖者的字，有論者誤以為就是歐陽修弟子、為《新五代史》作注的徐無黨。這一推斷的失誤在于，徐無黨是婺州永康人，與南豐曾鞏攀不上同鄉(xiāng)關系。或說《局事帖》乃曾鞏在兩浙東路為官時所作，他以地方官身份可以稱徐無黨為鄉(xiāng)賢。但這種曲為之辯仍難自圓其說。曾鞏在兩浙東路僅有熙寧二年（一〇六九）通判越州與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出知明州的仕履，而《局事帖》中那位無黨明白無誤地結銜“奉議”官階，這一寄祿官銜要到元豐三年九月以后才恢復使用。于此可以斷言，這位“無黨”，絕無可能是徐無黨，而是別有其人。
這位無黨應該是曾鞏同鄉(xiāng)，故以“鄉(xiāng)賢”相稱；而按宋代稱謂慣例，一般不以名直呼同輩，故無黨應是其字。通過查索，王安石有《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詩，據(jù)學者研究，此詩系于其變法之前的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其最后說：“生涯零落歸心懶，多謝殷勤杜宇啼。”民間將杜鵑啼聲解作“不如歸去”，故注家認為：“觀公末句，已有不歸臨川之意。”可見這位“無黨”與王安石同鄉(xiāng)，故話及歸鄉(xiāng)事。與曾鞏同屬舊黨的彭汝礪（一〇四七—一〇九五），在其《鄱陽集》卷十有《寄題晏無黨少府》詩，宋代常以少府借稱縣尉，元豐官制后也指“判少府監(jiān)”。這位晏無黨少府與王安石出訪、曾鞏致書的對象很有可能是同一人。筆者推測，北宋仁宗朝宰相晏殊與王安石同為撫州臨川人，這位無黨也許即出自臨川晏氏，故王安石與他談及歸鄉(xiāng)問題。
查弘治《撫州府志》卷十八《科第一》，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劉煇榜下有進士晏朋，注云“（晏）殊從侄孫”，臨川縣人。中國古人稱呼有名有字，一般說來，字是男子及冠之年才據(jù)名而取的。據(jù)《秦記》說：“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文獻學研究指出，在據(jù)名取字的傳統(tǒng)中，“名與字有意義上的聯(lián)系”，其原則“有的名與字是同義詞”，“有的名與字是反義詞”。而“朋”與“無黨”恰構成“名與字有意義上的聯(lián)系”，屬于取字傳統(tǒng)中的反義詞原則，也即宋人所謂的“有因其名之美而抑之者，有因其質之偏而矯之者”。類似例證南宋有則“黃朋舉，字無黨”，故可推斷這位晏朋即字無黨。
沈遼《與穎叔帖》
另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四八“元豐七年九月庚申”條云：“轉運司管勾文字、奉議郎晏朋，宣德郎王惟，各罰銅十斤，坐不應副麟、府州賞功絹也。”這位晏朋罰銅時任轉運司管勾文字，其差遣實職的簡稱與《局事帖》里無黨鄉(xiāng)賢出任的“運勾”正相契合，奉議郎的階官也與《局事帖》里“奉議無黨鄉(xiāng)賢”如合符契。《局事帖》作于元豐三年，罰銅時在元豐七年，晏朋的差遣與階官或在同一考課磨勘周期內，故未有變動。由此足以斷定，這位罰銅的晏朋就是弘治《撫州府志》里那位晏殊的從侄孫、嘉祐四年的臨川縣進士；他與上文王安石出訪的“無黨”與彭汝礪寄題的“晏無黨”都是同一人。曾鞏雖是建昌軍南豐人，但建昌軍在唐代與五代前期都屬撫州治下，直到元代，吳澄盡管籍貫是撫州崇仁，跋曾氏墨帖落款時仍敬書“鄉(xiāng)后學”，故曾鞏稱臨川人晏無黨為鄉(xiāng)賢完全是順理成章的。
抄手硯，宋，1970年南豐縣萊溪公社曾鞏墓出土
五、作帖月份之再考
《初考》以《局事帖》已經(jīng)以元豐改制的階官銜稱無黨，坐實其只能形成在元豐三年（一〇八〇）九月十六日頒行元豐官制后，極具說服力。但《初考》進而認為：
當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見曾鞏，“賜對延和殿”，并結束了外放生涯。因此，這封信只能書寫于九、十月間。由于信末已寫明“二十七日謹啟”。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間只有一個“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書寫本札的確切日期。
筆者認為，這一判斷或許未能言必。之所以有此異議，關鍵在于對以下帖文的不同解讀。先列《初考》理解的引文：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謝左右，庶竟萬一。余冀順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專此上問，不宣。
筆者則將這段文字點讀如下：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謝左右，庶竟萬一，余冀順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專此上問，不宣。
也就是說，《初考》以為“前即召擢”的是無黨，我認為卻是曾鞏。
曾鞏在熙寧二年（一〇六九）與王安石政見有異，便自請外放，其后十二年間歷知六州，轉徙南北。熙寧十年（一〇七七）起，曾鞏以“母老多病，見居京師”為由，一再懇求朝廷“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使得諧其就養(yǎng)之心”，卻未能如愿，僅依次從福州易明州改亳州而已，當時輿論都“頗謂偃蹇不偶”。不料元豐三年（一〇八〇），曾鞏新接任命，移知滄州，比起亳州來，這將意味他離寓食東京的八旬老母更加遙遠。百般無奈下，他在往赴滄州轉道抵京前向皇帝上狀，要求面見宋神宗。他一再強調自己“遠違班列十有二年”，“竊不自揆，愿奉德音”，“伏望圣慈，許臣朝見”，終于在“十月二十六日伏蒙圣恩，賜對延和殿”，恩準他留京任職，勾當三班院，結束了長達十二年顛簸外放的經(jīng)歷。《初考》推斷《局事帖》作于九月二十七日，恰是曾鞏等待德音前途未卜之時，揆之情理，作帖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倘將“余冀順序珍重”屬上讀斷，則可理解為：夏秋之交，我經(jīng)過府上，乘此機會致謝左右，或略表感激之情于萬一，其他希冀你逐次珍重。而“前即召擢”，若依《初考》則屬上讀，乃曾鞏祝愿無黨之詞。但皇帝召擢有程序與資格的限制，這種空口祈祝反顯得有違情理。相反，“前即召擢”若作下讀，則是曾鞏在前途明朗后通報無黨之語：我前不久已受皇帝召擢，讓我留京，偶有方便，專作此帖奉告。倘按此理解，《局事帖》應作于十月二十六日賜對延和殿之后，而少有可能作于去留未定忐忑等候的九月二十七日。
在賜對延和殿不久，曾鞏再上狀要求登對，其狀云：“伏望特垂圣慈，許臣上殿傅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稱前日之圣問。”中華書局本在此狀下?lián)赌县S曾先生文粹》有校記云：“元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進入。”《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十元豐三年十一月壬子（即二十四日），載有曾鞏登對的詳細內容（其內容包括《曾鞏集》卷三十《請令州縣特舉士札子》《議經(jīng)費札子》與卷三一《再議經(jīng)費札子》）。也就是說，曾鞏在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不到一月的時間里，還要趕寫以上狀札，而《局事帖》既未向無黨提及登對事，落款又明白無誤地作“二十七日”，故有理由推斷：《局事帖》應作于延和殿賜對次日，即十月二十七日，曾鞏就迫不及待將賜對召擢奉告對方，并誠摯表達由衷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