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艘滿載一千八百多名英國戰俘的日本貨船，1942年9月底從香港出發，行駛到浙江東極海域附近之際，由于日軍違反《日內瓦公約》，未懸掛任何運送戰俘的旗幟或標志，被美軍潛艇“鱸魚號”誤判為戰船后發射的魚雷擊中。經過25小時的絕望自救，盟軍戰俘沖破船艙，跳海逃生，又遭遇日軍掃射屠殺，幸而遇到浙江舟山漁民冒死進場營救。最終，384名英俘被當地漁民救起，800多名英俘長眠東海。隨船沉沒，還有日軍否認將戰俘封鎖在艙底，并用木條和帆布釘死艙門的慘無人道的往事。
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花絮圖。方勵采訪當年的幸存者。
《里斯本丸沉沒》導演方勵。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上海國際電影節提供。
出于電影工作者的本能，方勵覺得，“應該去把這段歷史搶救打撈出來”，“打撈這段歷史，也打撈一千八百多個被人遺忘的戰俘故事。”
歷經八年的“打撈”，這艘沉船和它背后不為人知的歷史以一部紀錄片的面貌重新浮出水面。
6月14日上午10點，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在上海影城3號廳舉辦了全球首映禮，早于其它所有影院早場10:30的放映時間，這是此次上影節放映的第一場電影，是名副其實的First Film。
主創在見面會現場
為了尋找戰俘后人，攝制組在英國主流媒體上投放了大幅廣告，最終與380位戰俘家人取得聯系，攝制組還尋訪了百余座英國城鎮，收集上萬張歷史照片，面對面采訪近120位戰俘后人，研讀了百萬余字的英文、日文材料。通過對沉船的探索與發掘，紀錄片透徹地講述了“里斯本丸”沉船始末，以及背后更多驚心動魄、鮮為人知的故事。
在幸存者親人后代的回憶中，戰爭帶來的傷痛，如此清晰而具體，葬身深海的生命，被講述得無比鮮活——
失去父親的女兒，年過八旬依然抱著兒時父親送的洋娃娃；有人在異鄉給母親的信中，講述他如何堅定地愛上了一個中國姑娘，要為她“建一個新家”；有人知道自己可能有去無回，給年幼的弟弟寫下長大后才能讀懂的諄諄囑托；也有人在紀錄片團隊到來年，從來不知道半生憂郁而沉默的父親，曾經歷過怎樣的煉獄……
“一開始時想抓住這個歷史，但一‘搶救’，沒想到徹底破防了。”方勵說，“他們的這些動人的親情、愛情、家庭，還有戰友之間的友誼，把你徹底地綁在這條船上。”
影片放映期間，觀眾席中響起此起彼伏的抽泣聲，無論是船上生命面對災難的絕望和在絕望中迸發出的人性之光，還是遠隔千山萬水在時光中蹉跎的傷痛和遺憾，都引發觀眾深深的共情。
上午在影廳看到觀眾席里“不相干的大家為這段歷史感動落淚”，下午新聞發布會上長槍短炮媒體的聚焦，“在這么遙遠的地方，這么多人關注著這個事，說明人們的情感是共通的、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傷害也是共通的。”一位親歷者家屬說。
《里斯本丸沉沒》海報
親歷者后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班布里奇談到這部紀錄片帶來的重大意義。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外公杳無音信，媽媽一度無法釋懷，到處打廣告，詢問是否有人見過她的父親。直到她看到紀錄片的粗剪版后，終于知道了父親因為什么失去生命，這才釋然。
菲利普的母親、遇難者Gerald Taylor的女兒，在片中講述洋娃娃的故事。
幸存者后代丹尼斯·維尼
要沉入東極島海底的墓碑。澎湃新聞記者 薛松 圖
墓碑上的名字，Kenneth Hodkinson，一條22歲就逝去的生命。
Jean Clements和Kathleen Birch，兩位分別是片中空墓的Kenneth Hodkinson的侄女和表妹。
“戰爭是萬惡的。尤其在今天，更需要這樣一部電影。它能帶給大家不僅是動容，更是反思。”方勵說。
歷史顧問托尼·班納姆
在123分鐘的影片中，有縱橫的戰時烽煙，細膩深邃的跨越生死的情感，和細致又富于戲劇性的起承轉合。在被魚雷擊中至徹底沉沒的25小時間里，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景描繪了戰爭中各方的行動與抉擇，賦予了每一個瞬間以情感與血肉，使觀眾仿佛身臨其境，深刻體會到戰爭的無情與荒謬。從運用各種海洋探測技術追尋里斯本丸的蹤跡，到尋訪世界各地，記錄下大量當事人后代的口述史料和多國珍貴歷史文獻，方勵在過去的十年里，將自己的兩個身份都發揮到極致。
“一開始想讓我做導演，我說我哪有時間？”方勵興趣愛好廣泛，并不是執著一事的人，“生命這么短3萬天，我有這么多興趣愛好，我沒有時間做導演，這一次是沒辦法了。”
但一次次的走訪，一輪輪的講述，里斯本丸上人們的故事就像長在了方勵腦中，揮之不去。拍攝制作的八年，遇上疫情，影片制作一度停擺，團隊走了一半，方勵說自己“把錢都花完了，五張信用卡全部刷爆，房子也全賣了，我現在手上沒有一處房產”。
方勵與幸存者Andrew Salmon的家人。
國際策劃焦雄屏
去年電影初剪完成后，在倫敦做了一次特別放映，映后他收到了一百五十多封感謝信。方勵說自己當年在內心曾許下承諾，雖然從來沒有說出口，“但開始了就沒有回頭路。8年不算什么，18年，我也把它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