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的政治社會語境中，資本主義是一個定義明確的概念，既指代一種生產方式，也指代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但在西文語境中，資本主義是個語義含混、內涵和外延都不確定的概念，不同學科和學者從不同視角出發，對它做出不同解釋。就歷史學而言，前有布羅代爾，后有沃勒斯坦，都構建了自己的資本主義理論。他們都認為，資本主義既是市場經濟，又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政治和社會因素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最大限度獲取利潤，并在從一個領域和形態轉向另一個領域和形態的過程中實現發展；資本主義是一個歷史過程，既從歷史中產生，也會在歷史中因為內部無法克服的矛盾（壟斷與市場的沖突）而走向解體。與布羅代爾不同，沃勒斯坦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歷史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認為資本主義不僅是歷史的，還是世界的，是建立在勞動分工基礎上的、由中心、半邊緣和邊緣組成的流動的體系；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是建立在世界體系上的經濟權力與政治和軍事權力的統一。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世界體系理論發生變化和分化。一派以貢德·弗蘭克和周新鐘為首，主張世界體系不是五百年，而是五千年，并且需要對這個五千年的世界體系進行綠化，從而回應對全球性環境問題進行歷史追溯的需求。另一派以詹森·W.摩爾為代表，依然堅持五百年的世界體系，但把資本主義變成了“世界—生態”。

詹森·W.摩爾著，王毅譯，《生命之網：生態與資本積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

摩爾的思想主要有三個來源，分別是沃勒斯坦的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和世界體系理論，阿瑞基的全球性資本積累和辯證合作的自然—社會關系理論，以及福斯特等綠色左翼的思想。在沃勒斯坦的理論中，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在于前者只能形成局部的體系和霸權，后者可以形成世界體系和世界性霸權。換言之，資本主義是利用世界資源環境不斷應對自身的危機，并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阿瑞基把環境轉型與資本積累危機的世界史聯系起來，進而闡明了商業公司競爭、階級斗爭、帝國沖突等資本主義諸因素與環境相互成全的復雜關系，尤其解明了地緣政治和西方霸權的經濟基礎以及資本主義的內在適應力、和發展的周期性。福斯特等綠色左翼思想家把資本主義的歷史與自然統一，尤其是突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與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進而形成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的合流。對這些思想的批判性吸收，使摩爾形成了氣魄宏大、內容豐富、鋒芒銳利的新思想。另外，摩爾從大學起就接受了多學科訓練。他本科在俄勒岡大學接受政治學和社會學訓練，碩士在加州大學（桑塔科魯茲）接受歷史學訓練，博士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接受地理學訓練。工作后，先后在瑞典隆德大學人文地理學系、于麥阿大學宗教、哲學和歷史系、美國賓漢姆頓大學社會學系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也是賓漢姆頓大學布羅代爾經濟、歷史體系和文明研究中心（沃勒斯坦創立）的核心成員。這種多學科訓練和跨學科探索使之能夠駕馭復雜的主題，并做出綜合分析。在摩爾的眼里，傳統的學科分野并不是束縛研究者的枷鎖，從宏大問題出發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才是順理成章的學術路徑。

詹森·W.摩爾

在此基礎上并超越之，摩爾形成了自己的本體論、方法論和“世界—歷史”研究路徑。先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種社會關系的環境后果（如新陳代謝斷裂、生態不平等交換、生態足跡等），背后的邏輯是人與環境的二分和人對環境進行研究、征服和改造利用的現代理性。這種對環境或生態基質的理解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現代環境危機的根源，摩爾從古希臘哲學家泰奧弗拉斯托借用了“奧伊寇斯（Oikeios）”概念，指代作為整體的、內部各種因素有機聯系的環境，進而發展出生命之網等概念，說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等都是從奧伊寇斯中浮現，而不是人作用于環境的結果，從而把資本主義從經濟體系或社會體系變成了“社會—生態”體系。本體論上的變化必然引起方法論的改變。先行研究大都從社會、環境等基本單位出發，探尋不同基本單位之間的線性關系或辯證相互作用。摩爾反其道而行之，從研究關系入手，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資源邊疆、商品邊疆等歷史進程變成既是關系的生產者也是關系的結果。在這個關系中，是價值規律把時間和空間壓縮，把資本積累與自然生產交織在一起，使作為“世界—生態”的資本主義以商品為核心對生態進行重組，從而促進資本主義的周期性擴張。采用這樣的研究方法需要一個合理的切入點和路徑，摩爾提出了“世界—歷史”的思路。在這里，歷史不是過去與現在二分意義上的歷史，而是研究關系的一種方式，資本主義也從某種確定的模式變成了散亂和不斷演進的關系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時空上的數量變化與結構變化通過商品化同步進行，推動作為“社會—生態”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建立、危機、再生、再危機的周期性發展。具體來說，就是中世紀晚期的歐洲生態危機促使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資本主義的“世界—生態”革命促使霸權不斷轉移，進而促使資本主義不斷升級和商品邊疆的全球化。

杰森·摩爾著，趙秀榮譯，《地球的轉型：在現代世界形成和解體中自然的作用》，商務印書館，2015年

《生命之網》的問題意識是：如何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危機？這個危機的性質是什么？與傳統的、就當下看危機的方法不同，摩爾采用了從歷史看危機的方法。換言之，就是把當前的危機情景化和歷史化，從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演變進程中發現危機的特征以及克服危機的方法，并通過比較發現當下危機的特殊性和可能的走出危機之道。從奧伊寇斯的本體論出發，人在自然之中，自然也在人中，奧伊寇斯表現出雙重內在性。與此同時，原來的人與環境相互作用也就變成了環境制造。在環境整體中，人與環境的其它部分相互制造，人類社會和文明由環境制造，環境的其它部分也由人類制造。因此，資本主義就是從奧伊寇斯中浮現出來的人與環境的其它部分之間的合作生產過程，亦即資本主義在環境中，環境在資本主義中。

在中世紀的生態危機中，封建領主、城市手工業主和商人在某種程度上受制于討價還價能力增強的農民，突破這一瓶頸的辦法來自于擴大資源邊疆，從而讓不同主體各得其所。然而，與先前的資源邊疆拓展不同，這一次邊疆擴張是以資源環境的商品化為前提的，與此同時，鐘表和測繪法的出現把時間由自然的線性時間變成了抽象勞動時間，把空間從平面變成立體的、在時間作用下壓縮的空間。在“漫長的16世紀”，隨著商品邊疆從歐洲東部轉向大西洋島嶼，社會抽象勞動時間與遠距離的環境饋贈結合共同孕育了歷史資本主義。隨著木材邊疆、蔗糖邊疆、鋼鐵邊疆的擴展，主導資本主義的價值規律愈發顯現出勞動力商品化是以環境的無償占有為前提的特征。資源的稀缺性并沒有轉化為價值，相反卻在權力作用下被廉價化，被無償占用（食物，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這種占用保障了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和資本的增值，但也會導致對商品邊疆的竭澤而漁式利用和迅速枯竭，進而造成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一般情況下，商品邊疆的利用周期是50-75年，因此而帶來的是對食物、勞動力和資源投入的價值大約40-60年的下降，這種下降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繁榮。然而，繁榮受制于商品邊疆的生態局限，之后必然會陷入衰退。如果能尋找到新邊疆，那就意味著暫時克服世界—生態危機，重新走向繁榮。然而，同樣的利用邏輯一再重演，于是商品邊疆和經濟發展就會持續經歷周期性危機和重生。

然而，資本主義發展并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在克服重大生態危機中發生飛躍，從而改變環境整體中的權力、資本和自然之間的關系。17世紀的英國農業革命在英國國內造成草地向耕地的轉變，在加勒比海催生了甘蔗種植園，前者制造出大量剩余勞動力，后者積累了大量資本。這二者共同推動了工業革命，但是，好景不長，到1760年英國的糧食產量停滯，價格飛漲，實際工資下降，出現發展危機。走出這次危機不再是單純尋找新的糧食邊疆，而是形成新的環境，那就是在美國中西部形成工業化農業，通過投入資本和技術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效益。另一個條件是美國政府利用國家力量趕走了土地的主人，把土地變成了廉價資源，任由農場主和自耕農剝削千百年來形成的肥沃土壤。資本主義由早期資本主義進入工業資本主義階段。

工業化農業不但耗竭土壤，還會關閉糧食邊疆，進而造成工業資本主義的危機，兩次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是爭奪資源和重組世界—生態的戰爭。克服危機的辦法孕育于1930年代的美國，1950年代后在全世界展開，那就是綠色革命。綠色革命通過技術創新和資本投入大幅度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全球糧食貿易飛速增長，糧價持續下降，資本主義重塑了世界權力格局、資本積累和環境，資本主義呈現出繁榮景象。然而，隨著石油價格上漲和初級產品價格下跌，這種“石化—雜交復合體”農業并不能持續，相反卻造成增產不增收，貧富差距加大，土壤板結化和農產品毒化等生態問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自2003年開始陷入危機。廉價資源和廉價食物的缺乏導致勞動力價格上漲，在技術進步沒有革命性突破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危機顯然不能用先前行之有效的尋找新商品邊疆的辦法來解決。換言之，這次危機不同以往，隨著作為商品邊疆的廉價自然的結束以及全球變暖等環境威脅襲來，資本積累出現了無法突破的限制，而作為“世界—生態”的資本主義的限制就是資本本身。與沃勒斯坦類似，摩爾找到的可能出路是通過階級斗爭調整生命之網中的生產與再生產關系，調整奧伊寇斯中的權力與財富關系，最終通向社會主義的“世界—生態”之路。

梳理了摩爾的作為“世界—生態”的資本主義的環境史后，大體上可以通過與先行研究的比較概括出他的學術貢獻和意義。第一，從本體論上突破了現代性的環境觀，提出并貫徹了自己的、蘊含整體論和有機論的奧伊寇斯環境觀。第二，把價值規律擴展為勞動力資本化和占用自然饋贈相結合的法則，從而構建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發展和極具適應性的動力機制。第三，重構了作為“世界—生態”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體現了資本主義在自然中、自然在資本主義中的雙重內在性。第四，從歷史深處觀察現在并走向未來，闡明了我們時代面臨危機的獨特性質和可能的出路。第五，構建了資本主義從奧伊寇斯中浮現出來的歷史，是真正從整體論和有機論出發的新型環境史。

無疑，《生命之網》是一部氣勢恢宏、主題宏大的學術著作。該著所涉及的重要而又富有爭議的問題很多，加之它是在作者發表的多篇論文基礎上合成的，其中還有一些作者自創的概念，因而理解不易，但這正是一個富有學術雄心的學者應該進行的探索，盡管這樣的著作容易引起更多的爭議，但這也是原創性學術成果的積極貢獻之所在。綜合作者的其它著作，可以發現，盡管作者繼承了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并發展出自己的“世界—生態”體系，但實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美和布羅代爾所謂的兩個16世紀的商品邊疆即東歐、美洲和西非，對此后的“世界—生態”主要進行的是理論分析。換言之，如果能對18世紀后的非歐美世界進行充分的實證研究，就能深化對資本主義研究中不斷變化的其它主題的認識，如自由資本主義之后的殖民主義、亞非拉民族主義、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主義等。這些認識毫無疑問會強化對“世界—生態”的世界性和整體性的理解。

無論被認為是自由市場經濟還是生產方式或社會制度，對資本主義的研究首先都要從經濟開始，《生命之網》正是這么做的，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和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主要內容是工業經濟，無論是原工業化還是工業化，無論是歐美的內源性工業化還是亞非拉的趕超型工業化，都應該成為研究的重點。對工業化中體現的勞資關系、剩余價值剝削率、商品生產的環境資源輸入與輸出等僅僅從價值規律和城鄉新陳代謝斷裂等角度來理解顯然是不夠的。對這些問題從時代和區域兩個維度分別進行比較研究不但能夠深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更能體現“世界—生態”的深刻變化及其復雜性。

最后，作者指出作為世界——生態的資本主義的限制在于資本本身，這個觀點無疑是深刻的，但是資本的特性也催生了聲勢浩大的環境主義運動，因為資本要增殖就不能徹底摧毀商品生產和枯竭勞動力再生產，否則就無法實現增殖。這種內在的需求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廣泛的、一波接一波的環境主義運動的內在動力。正是環境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資本、權力和環境的關系，甚至可以說造就了資本主義的適應力。把環境主義運動納入分析，并與商品邊疆的擴展進行綜合考慮，可能是對作為世界——生態的資本主義做出全面分析的有效思路。